作者：毛旭辉

在21世纪初的昆明当代艺术圈里，随着艺术交流的国际化，一些新的话题，诸如身份、性别、民族主义、全球化、中心与边缘等等成了日常话题。过去不太注意的一些问题，而今显现了出来，一些习惯的事，突然有特别之处。同仁们突然发现，在大家多年的朋友中竟有一位是持有外国护照的，而她的确是一个地道的昆明人。在这座原先并不大的中国西南部的历史名城里有她的家、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亲朋好友。她出身在这里，40年来与这座城市形影不离。但按护照来看，她是朝鲜人，事实上她是混血儿，她的血管里流着两个民族的血液，一半是朝鲜（她的父亲），一半是中国（她的母亲）。至今她的两个哥哥生活在朝鲜的首都平壤，而她与两个姐姐和父母从20世纪50 年代起就一直生活在昆明。她父亲已在1991年去逝，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她父亲就从朝鲜来到中国的上海求学，并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代航空机械师和飞行员，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航空事业，总之，她是出身在一个特别的家庭，一个国际性的家庭之中。画家朋友们一般都叫她小孙，也有叫她老孙的，并非是年龄上的老，而是她在艺术圈这个江湖里混得长了，是这个城市，甚至是这个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老资格的，一直保持着创作活力的当代艺术家，她就是孙国娟。

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孙国娟就开始了她的艺术道路，她学画不是在美术学院里开始的，她始终没有进过那样的学院。她是在她12平方米的寝室里，受到她身边的年青画家们的鼓励和诱导开始自习绘画的。而对玫瑰、月季、兰色的布、罐子、靠背椅、窗台和四壁，走向了一条通向艺术的不归路。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纯粹的现代主义者——不是按照事物实际存在的样子，而是根据对这些事物的感觉来画画的人。在80年代的中国这是判断一个艺术家是否属于现代派的基本标准。

80年代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70年代末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朝着对外开放和搞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艺术再次(上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生存的时机。在这之前现代派被认为是与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相违背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范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被批判和打倒的对象，直至70年代的结束，艺术在那个转折时期才根本性地改变了方向。一种为人生的、有人性的、个人的艺术才有了存在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孙国娟从一开始画画就碰上了好时候，否则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她很难成为事实。

中国大陆的现代艺术在80年代异常活跃，各地纷纷涌现出民间艺术团体和画会。在昆明也成立了著名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孙国娟自然成了这个搞现代派艺术团体的一员。她在80年代中期（84—86年）创作的一批纸上的水粉画和油画棒作品《我的玫瑰》、《关于静物》、《我的城市》等系列作品30多幅，参加了由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举办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新具像第三届展》（1986，10昆明）、《新具像第四届》（1986．12重庆）。她的这批参展作品、画面单纯、感情直露，画得率直而真诚。显示出良好的绘画天赋和艺术直觉。尤其那一组《我的城市》，把她生活于其中的昆明城描绘出另一种情调，那大都是一些有着明、清和民国时期历史遗风的僻街小巷，冬天的梧桐树，昆明特有的银桦树，那一切都笼罩在夜晚的宁静和忧伤之中；笼罩在微弱的路灯和朦胧的月光之下。那是她记忆中的城市，她散步的街道，她窗前屋后那些留有几代人脚步的巷子，令人流连、感伤和迷茫。80年代的青年追求自我、寻找自我、热衷哲学问题、崇尚精神生活、熬夜、狂欢、读翻译的诗、瞬间的情感、乡土生活、厌恶单位的开会、8小时工作制、厌恶平庸的生活、虚假的人际关系。孙国娟和她身边的那一代年青艺术家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成了那个激烈的变革时期的精神遗产，是青春的证明，是那些摆脱了盲目崇拜和政治教条之后打造出的一代新人。

 狂热的现代主义运动，随着具有回顾性的大展《中国现代艺术展》，1989年初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举办，以及紧随其后的6?4政治风波而告结束。而中国社会从那时起加快了朝经济市场化转变的速度。一个人们还十分陌生的商业社会的迅速到来，终结了80年代现代主义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在新的现实压力下，人们变得崇尚实利，金钱统治了人们的意识形态，80年代冒出来的大批艺术家水土流失，要么出国，要么自我放弃，很少有人还相信艺术，或者还准备继续为此付出代价。昆明作为8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起源地之一，在90年代初的那些年尤为沉闷、艺术团体自行消失，原来那种狂热的艺术氛围也烟飞灰灭，消失贻尽。只剩个别的艺术家还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孙国娟是其中之一。

90年代中期孙国娟从沉闷的故乡移居到首都北京，去寻找新的生活和新的表达方式。1992年以后的北京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心、新生代绘画的崛起，许多外地的前卫艺术家纷纷移居北京，改变策略以面对新的现实情景、解构、政治波普、调侃、国际接轨、殖民化倾向、女性艺术成了热门话题，在北京期间孙国娟在艺术上不断调整、强化自己的语言，其作品参与了中国最早的那些有明确的女性艺术倾向的当代艺术展览，其中包括由批评家廖雯女士主持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女性方式》（1995．北京）、《女性与花》（1997．北京）以及《20世纪一女性艺术展》（1998．北京中国美术馆）和 《自我与社会之间一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展》（1997．美国芝加哥）等一系列中外的重要展出活动。

花、叶子、植物、女性的空间仍然是孙国娟一贯使用的题材，但在语言方式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叶子的变异》《有一种痕迹》系列作品中，她将植物的叶子抽象化、符号化、空间的运用趋于平面、注重构成和设计，在克制和冷竣的态度中，将80年代的激情作了理性的梳理，强烈的红色和颤动的密集的小笔触被控制在简洁的画面上，使“叶子”具有宏观和隐喻的特点，它非常的女性化，让人感觉到一种来自女性的伤痛和颤栗以及对这一切的超然态度。

2000年以来孙国娟常常活动于北京和昆明两地。她也开始使用现成品、白糖、气体(香味)身体去营造更为直接和幻想的女性空间。在《甜的梳妆台》食用白糖（糖浆）象雪一样履盖在梳妆台上及所有与梳妆台有关的用品上（这些都是现成品），产生了非常特殊的效果，感觉这是圣诞老人的作品，天使的化妆台，奇异的蛋糕，这纯粹是女性的想象，并带有孩子气。 2001年她在昆明的创库（这是由一家倒闭 的工厂改装的艺术家工作室），利用原工厂废弃的上一个时代的许多玻璃瓶，也将它们履盖上白糖，排列在铺有白布的桌子上，打上灯光，点上蜡烛，象一场对过去时代的埋葬，也象女孩在雪地里玩的小家家。这件作品题为《甜蜜属于过去》，这是怀旧情绪的作品，表明作者梦 想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2000年的《永远甜密》和2001年《我的城市》这是她80年代表达的主题，现在她把自己的身体(她站在昆明著名的西山上，山下是古人称为的五百里滇池，远处是当代昆明城的全景画面)和她的城市直接融为一体)，她是将白糖履盖在自己的身体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行为方式的图片记录)。这不是对自己和身体的虐待，也不是一次类似商业性的抄作和化妆，这里涉及的是梦想，难于摆脱的对过去的回忆、对故乡、青春的眷恋，在漫漫的人生之旅中，唯有童年（过去）、青春（也是过去）、故乡才是真正甜密可爱的。对它们的追忆和表达也是如此，尽管有些伤感，然而充满诗意。食用白糖质感朴素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在物质馈乏的70年代是国家控制统一配给的食品之一，在物质发达的今天已没有人还会在意它，而孙国娟却在意它的质量、功能和质感以及价格的低廉。用作表达梦想、怀旧这些甜蜜而伤感的语言，甜密是属于过去的，甜蜜不属于现在。当代媒体每天都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名牌、美女俊男制造甜蜜的五光十色的假像，实际上那一切非常冷漠，你也可以说那很酷！孙国娟在告诉我们甜蜜是属于过去的，这是来自一个女性在当代发出的深沉而真挚的感叹！永远甜蜜——永远不要长大！

回顾孙国娟近20年的从未间断的创作活动，你会想这一切是出自怎样的动力，是什么在促使一个人，一方面从事着一个使自己获得基本温饱的工作（孙国娟1975年开始在云南省图书馆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余，去持续地进行精神上的冒险和探索，而且在这方面从未获得过任何特别的资助。她是被怎样的梦缠绕着?!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大言不惭的自称为艺术家的人，是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一个理所当然从事艺术的职位，有国家和单位按时为他们发放工资和奖金、安排住房、发表作品，那么那些从未凭自己的艺术享受过半点“皇粮”的人又是为什么？十多年来朋友们从来没有听孙国娟对现实有过什么抱怨，她身边的许多人，在80年代是因为没有谋到一份搞艺术的好工作或缺乏在艺术上表达自我的勇气而放弃了艺术；在90年代是因为迫于商业社会的压力和诱惑而放弃。孙国娟走了过来，并非她没有经受过那一切压力，不能简单地说她有更崇高的灵魂和境界，那样的赞美是给圣人的、艺术家不是圣人，它要平凡和普通得多，生活中的她天性乐观，但她也会有颓丧、疯狂、陷入难于自拔的时候，但缠绕着她的梦是巨大的，为了表达这种梦想，艺术成了生命的代言人，永远甜蜜，这是来自心灵最美好的期望和祝福，造就这个梦想，除了故乡之城，不可复现的逝水年华，她的血液和天性还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社会，另一种历史无意识地深深地联系着。

2002．2，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