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旷野中的乡愁(代序)——和丽斌的“行者日志”   管郁达

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和丽斌的作品发生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他画了很多以旷野荒原为主题的作品,这组以黑白和灰调子为主、笔触狂放的作品基调是哀婉的、抒情的,有一种类似我在前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俄罗斯文学,如阿尔谢辽耶夫· 蒲宁的小说中经常见到的那种淡淡的乡愁,令人心碎;但同时他又是愤怒的、躁动的,仿佛一个行走在旷野的夜行人,莫名其妙地徘徊,东奔西走,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向。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组名为行者日志的东西。

行者日志是一组感人、深刻的作品。可以看作是艺术家这些年来心路旅程的一个记录。就像是心电图一样,记录了艺术家在创作这组作品过程中的脉搏、体温和心跳。尽管这组作品的画面上也出现了荒芜的田野、被砍伐的森林、横生的杂草、收割后的庄稼,还有大地、天空、远山等意象,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就是一组风景画作品。当然,艺术家在这里假借了现代主义中关于风景的定义,也实实在在地描绘了许多风景的意象。甚至,构成这组作品的基本元素也与风景确实有关。但是,它们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气质和丰富内容却远远超出了一般风景画的含义。如果非要沿用风景这个概念的话,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大风景后风景,它表达了一种渴望与原始、混沌的自然力量达成和谐的返回的意愿和对生命自由的憧憬。在现代艺术史上,从塞尚和印象主义开始,这种返回的意愿一直是激励艺术家们抵御文明机器乐园腐蚀性入侵的武器。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当然是高更。他憎恨自己所归属的城市资产阶级文化,将自己看作一个自觉的原始人和浪漫主义的幸存者,渴望同巴黎咖啡馆与沙龙这些文明的象征彻底决裂,因此逃到了南太平洋上那个炎热的塔西提岛。

同样,激发和丽斌创作这组名为行者日志作品的事件,也许来自于1994年至1995年间艺术家几次前往四川的西北部和甘肃、新疆、陕西、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的旅行经验。事后,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和丽斌这样剖析他创作的原始动机:很多艺术家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探寻一些本源的、生命自身的问题。我的方式就是回到原点,我觉得这种原点的自然应该是高于带有人类痕迹的自然,在更本质的自然中将自己带入来感受某些东西。这里,和丽斌提到了返回原点本质的自然这样一些与早期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原始性倾向和中国的老庄思想很相近的一些观点。

但是,问题在于有没有一种返回的路向呢?在西方现代主义的思路中,返回之路已经断裂。荒原作为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母题,曾被托马斯·艾略特、赫尔曼·黑塞等作家反复吟诵,视为万物萧瑟,生机寂灭的人间牢狱。艺术家和诗人的批判性锋芒,流露出对西方文明深深的痛苦、无尽的失望和悲哀。春天原本该万物复苏,生意盎然,而在艾略特的笔下,现代文明的象征――伦敦却是一片枯萎的荒原。在这没有生气的栖息之所,人不生不死,虽生犹死,心中唯有幻灭和绝望,眼前的世界只泛滥着海一样的情欲。在这令人窒息的现实中充斥着庸俗卑下的人欲,死亡的阴云浓浓地罩在了西方世界的上空,人们在浑浑噩噩之中走向死亡。现实社会如同地狱,现代人是没有灵魂的一群幽灵。

和丽斌生活在美丽安详、诗意浪漫的云南,而且他血缘中的纳西族传统也使他和朴素自然维持着一种乡愁式的依恋。所以他绘画中所描绘的旷野荒原当然应该与此有些不同。我想,就他的性情、经历和文化追求来说,也许道家思想中关于道法自然的观点给予他更多的启发,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在庄子看来,天地的大美,四时的秩序,万物的荣枯,都是由于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的本根(自然)的伟力所致,人在宇宙本根面前,只有虔诚敬畏才是本分。正是因为如此,和丽斌的《行者日志》组画,不时在混沌、苍茫的自然景观中插入一个行走的人,类似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图式,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不过,这个行者流露出来的意象并非中国古代文人那般闲适、自在、飘逸,相反,还有些焦虑、不安、忧郁与孤独,这些矛盾与冲突使和丽斌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悲哀和乡愁。这是一种行走在旷野中的乡愁,一种身不由己的忧郁。人生本无乡,心安是归程,与上个世纪那个执意踏上返回之路的法国人高更描绘的那个虚伪的塔西提天堂和被玷污的伊甸园不同,和丽斌的返乡之路哀婉、抒情、浪漫、悲伤,撕心裂肺,仿佛旷野里狼的呼嚎。这使我想起去年秋天,我和丽斌在丽江拉市海海南的一个纳西族村子喝酒,那是一个满天繁星、天高云淡的夜晚,我们醉醺醺地在村子的田野上走来走去,竟然也找不到回的路了:就像丽斌画上的那个渺小无助、但仍然孤胆前行的行者一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个有些巧合的情景仿佛是关于丽斌绘画的一个真实隐喻:其实,我,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行者,都行走在各自返乡之路的旷野上。我们都想回,但是却没有目标,也找不到答案。

200832122日夜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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