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村 吴亮 ( 于苏州明月湾 2007年 )
吴 亮
对陆续被回忆起来的往事，人们总免不了要为它追加若干意义，就像布鲁姆说的，它终将延时到来……1976年之前的匮乏生活，它在当初对我曾意味着什么？日子一天天流水般过去，我身外的世界并不属于我，它不是我要的，它强加给我，强加给所有的人。我每天筋疲力尽回家，仍然手不释卷，读书不是为求知的饥渴，而是为逃避的饥渴。我隔三岔五混病假，为此我熟练地学会了欺骗医生（发烧，心动过速，皆拿手好戏），病假条一到手，就是我给自己偷来的假期。我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父亲生前一再说日记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会招来杀身之祸，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脸颊颤抖。七十年代前期，日复一日的琐屑生活，当时感受已模糊，淡忘，恍恍惚惚，要复原它谈何容易。
读书为了逃避，并非是我此刻追加给当年的意义，逃避不是一个新词（我大姐因患有甲上腺亢进，根据所谓政策条文侥幸地逃避了上山下乡）。也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逃避是不光彩的，但事实上未必。每次我拿着病假条从牯岭路地段医院（紧挨着南京西路，我所在工厂指定的劳保医院，毗邻的花鸟市场，又一个让我流连逃避的地方）凯旋般回到车间时，瞧瞧那些工友们羡妒的表情！
毫无疑问，由于获得书之不易，平日所读的书基本靠机会与碰巧，必须紧紧抓住。疾风暴雨式的“破四旧”已成过去，一般人，生活似乎归于平静。在我周围，在上海的诸多小圈子里，“封资修”死灰复燃了，劫后余生的各种旧书籍，在私底下，基本是年轻人之间，彼此传阅，用伪装的书皮僵李代桃，以防不测。那时候，拥有阶级斗争觉悟的“邻人”，猎犬型的沙威，压抑型的克洛德·弗罗洛，那些自告奋勇的义务警察随处存在，政治之外，爱情是另一个阅读禁区。
我父亲的藏书大部分于1968年那个严冬被抄走，不过还是遗漏下一些，其中居然有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父亲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税务局“知识分子成堆”，莫非造反派知道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周扬可名列“四条汉子”之首啊……上下册《安娜·卡列尼娜》，布面精装，浅蓝色，竖排繁体，扉页一幅列宾画的晚年托尔斯泰坐像，右手持书，目光如炬，胸前覆盖一大把白美髯。须知，这等品相的“爱情名著”在彼时足以忝列珍稀之物了，偏偏它又令我不安：要不要将它出借，竟成为一个渺小版的哈姆雷特问题——不借吧，不仅有愧于那些借书给我的朋友们，且要失去籍此机会交换更多别的书的机会；借呢，怕丢失（倒不至于担心被没收），即因为一连串的转借流通，借出的书最后很可能收不回来。那个年头，谁若手里持有一本“热书”（借今日媒体之习语），居然还持有三天，不消说，我们肯定就连夜“吞咽”了它（延迟的罗兰·巴特），在余下的两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将它作为筹码，与另两个有书的朋友进行交换；而那两个朋友，也将如法炮制，即在他们各自持有的一天中，迅速读完，再与其又一轮朋友分享此书。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异国的小说，作者已仙逝，它的翻译者则身陷囹圄（比如周扬）甚或罹难（比如傅雷），在一个荒漠的年代，竟有那么多饥渴的陌生年轻人在私底下等待它，传递它，实在是它未曾意料到的命运。
我们都是饥渴的速读者，速读的方法、要领、诀窍，我们无师自通！我一目十行，我会跳读，我知道哪些情节可以忽略；我还会正读、倒读、从中间任何一页读，我甚至先读下册，再读上册（因书源紧缺周转困难，这是常有的事），我读过缺页的书，没头没尾的书，中间被撕去插图或爱情段落的书……一本书流落在外，遭遇全不可知，页边磨损、封面污渍、因翻阅过度而变厚，偶尔会有有心人用整洁干净的画报纸（过期的《人民画报》之类）重新包了封皮；不过，书终归越翻越破（书一旦争相传阅，必加速灭亡），直至书脊断裂，崩溃为一沓散页……这就是我何故迟疑，踌躇，打小算盘，久久不肯出借《安娜·卡列尼娜》的原因。
我对火车站的想象，就是从《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与渥伦斯基邂逅开始的，它成为我心目中的火车站原型。许多年后，阿城的“火车站乱得不能再乱”给我的强烈印象只是一幅由无数张亢奋疲惫的面孔组成的人海图，火车站在哪呢……文革前的1964年暑假，我第一次随母亲和两个姐姐坐火车去杭州，上海老北站什么样一点都记不得了，破旧的杭州城站却还记得。文学描写及语词对我具有魔力，它给我的想象比我的平日真实所见还要栩栩如生，“相信文字甚于相信影像”，至今我仍顽固地坚持这一信条，其基础就是我的多年经验。面对一张照片，你的空间想象完全被剥夺了，照片呈现是充盈的，照片所指的丰富性，必然使观看者最多处在“联想”与“感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在看了那么多照片以后，他的想象力反而极度萎缩的缘故。更致命的是，既然人人皆可毫不费力地看到大同小异的照片，他们之间也确实没剩下什么东西值得交流了。
《安娜·卡列尼娜》我读了许多遍，其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情节迄今我印象犹深：安娜随渥伦斯基私奔了，他们好像去了意大利，渥伦斯基请了一位当地的艺术家为安娜画肖像。我记得，有一度我非常羡慕那个艺术家，理由是他的才华受到渥伦斯基的嫉妒——渥伦斯基也会画几笔油画，可是在这位艺术家面前，他意识到自己啥都不是。我十五岁就初读《安娜·卡列尼娜》，固然不解风情（风情一词，我后来从《水浒》潘金莲挑逗武松一章看来，才模糊知道指的是什么），我喜欢吉提和列文，却不怎么喜欢安娜和渥伦斯基（奇怪，我同情卡列宁，觉得他有风度，并且宽宏大量）。这本《安娜·卡列尼娜》的插图极为精湛，典型苏式写实油画（画家是谁已忘了），有一幅，吉提一身素白长裙，同安娜在客厅照面了，安娜一袭黑色，光彩逼人，吉提似乎对她怀有敌意……我得承认，画中的安娜把我迷住了，但那是一种难以接近之美……回首看我身边，那些书中人，与我周围的人，可谓天壤之别。
再之前，曾有一件小事发生：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上山下乡” 尚未开始，昔日红卫兵已完成历史使命，赋闲在家做了逍遥派），懵懂的我听到大姐和二姐（她们分别是向明中学68届高中生和长乐中学67届初中生）躲在小房间私语，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中有两个名字反复出现：简爱，罗切斯特。后来我问她们是否在看外国小说，她们矢口否认，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终于，我等到一个她俩不在家的短暂空隙，搜到了那本封面已用深棕色牛皮纸糊起来的《简爱》……现在我必得坦白：首页的复杂长句，还有随处可见的大段心理活动描写（我有跳读的坏毛病），读来颇感吃力，费解如高中物理（学校停课，我没事就看大姐二姐留下的中学物理课本消遣，初中物理还明白，图示简单；高中物理就懵了，公式越来越复杂）；再则怕她们突然归家撞见，我在灯光黯淡的闷热小房间里顶多匆匆“速读”了十几分钟，赶紧将它塞回原处。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确要比分别大他六岁与四岁的姐姐晚熟许多，他当时看过的外国翻译小说，不过是同邻居小孩结伙翻越社会科学院的后墙（近在咫尺，就在我居住的长乐路上，上海市党校隔壁），从无人看管的图书库里偷出来的苏联反特故事而已（书名还清晰记得呢，《今夜就要爆炸》，《大铁箱》，《雪地追踪》之类）连父亲摆在书柜显要位置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都视若无睹……才十三岁，他懂什么？
作为报复——我不能容忍我的姐姐居然可以讨论一本我看不太懂的小说（她们还背着我，偷偷地讨论！），我必须让她们意识到我的存在——当晚吃过夜饭，我粗着嗓门脱口而出：“《简爱》是一本小资产阶级小说！”大姐愣了愣，旋即斜我一眼哼道：“侬懂伐？”……我泄气了。是的，我确实不懂，不懂就没资格说话。但我会懂的，我会超过你们，其实我现在就懂很多，可惜我不能对你们说，怕吓坏你们，怕你们告诉爸爸。
大姐平日和一些高中女同学走动，她们剪短发，棉布衣裤，看上去斯斯文文，文革前家境大多不错，现在全败落了。大姐有一位密友叫邵夏芬，住在淮海路永业大楼，只要过一条马路，穿越康绥公寓和渔阳里，三五分钟她就到我家后院门口了。1968年12月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邵夏芬替代了我二姐的位置（二姐别无选择地去了崇明长征农场），差不多每个下午来我家找大姐，两个人悉悉索索一直说到天黑……我呢，虽是无意，但又对她们所谈的某些内容有兴趣：总是关于她们最近共同读的一本书，或一个已读完，正欲借予另一个，絮絮叨叨谈感受。天色向晚，邵夏芬起身回家，大姐送她至门口，两个人站在那儿还依依不舍说老半天，我猜想我那天偷看到的那本封面黑黝黝的《简爱》可能就是她借给我大姐的。1971年我读到了一本类似普希金评传加回忆录的文集（书名不再记得，不过第一章“在皇村的时候”我印象极深，其中提到十六岁的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与他的贵族同学玩一种为自己填写墓志铭的游戏，）为何独记得1971年？因那年我也十六岁，看到一百多年前一个俄国人十六岁的斑斓生活，难免发怔良久。还有德国音乐家舒曼与克拉拉的故事，缠绵恩怨，书名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一本欧洲音乐家传记的合集，通过它，我第一次知道了除了贝多芬，德国还有舒曼、巴赫、门德尔松与海顿，奥地利还有一个莫扎特（我知道贝多芬其人是1969年，在小学同学严守平家里看到一张贝多芬的胶木唱片“热情奏鸣曲”，封套上印有革命导师列宁的赞语）。这两本对我影响至深的文集，我思忖，也许都来自邵夏芬（她家四姐妹，她们又有各自的同学），这些书，其他书，以及我尚不知道的书，带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那个世界尽管遥远，但那个世界比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意思。大姐她们偷偷躲在这些书中，与世隔绝，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其中的无奈、绝望和甜蜜，只有多少年过去之后，才能显示这些早已灰飞烟灭了的经验之价值，那就是——逃避。
我前面说过，七十年代我家里仍存有不少五十年代的文学期刊，抄家漏网之鱼（隔行如隔山，父亲的专案组只晓得“托派托派”，对“文艺黑线”一无所知），在无书可读的无聊日子，我就以这堆陈芝麻烂谷子充饥。胡风冯雪峰丁玲邵荃麟秦兆阳王蒙刘宾雁刘绍棠这些名字，我虽有字面相识之缘，却无内心佩服之意；父亲说他们被历次运动“打下去了”，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些遥远而陌生的旧闻，我连同情都无从谈起。发表在1958年《收获》上的《论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倒是认真读过几遍，盖因作者乃姚文元之故（不过，这已是 1974年姚文元奉圣旨写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之后了），我从不认为姚文元文章写得好，不仅不好，还很拙劣。我从来看不起姚文元，我鄙视他，他的文笔和理论水平，不仅比不上广州的“李一哲”，连上海煤气公司的桑伟川都比他强（桑伟川这个名字还有谁记得？胆敢在七十年代初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投寄《文汇报》，公然为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翻案，奉上峰指示，《文汇报》先假惺惺将其发表，紧接着，监狱接纳了这位“想出名”的年轻技术员）。1974年父亲政治问题初步解脱，下放到南市城隍庙附近方浜中路上海照相机五厂木工车间劳动，辛苦一天回家，他就会喝上两杯。那阵子中南海政治云波诡谲，批林批孔批《水浒》，***复出整顿工业和科技，关于江青即蓝蘋的传闻，随先后发生“红都女皇”事件、安东尼奥尼事件和风庆轮事件，不仅成为我们同学之间的半公开话题，也成了父亲的佐酒菜。父亲老和母亲说蓝蘋，我未知其详，也不问，我只不过得知，现在可以与父亲说一点“危险的思想”了。家毕竟是家，家里不会出现告密者，至少我们家不会。记得有一次趁父亲喝酒，我提到了姚文元，我说姚文元的才气与学识远不如戚本禹，父亲说，毛主席喜欢张春桥姚文元。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毛主席不会重用文章学识好的人。过会儿，父亲又叹口气道，伴君如伴虎，你看看刘少奇和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不晓得迭个***将来会哪能。母亲在一旁听到了，推推父亲说：侬老酒吃忒多了，侬嘴巴要用橡皮膏贴起来！唉，在七十年代前期，私底下一议政治，气氛顿时凝重，就是回忆七十年代，仍难以轻松，那年头谈论国家大事，政治流言四起，小道猜测不止，家里人关起门说话，声音放低，神情如地下党开会一般诡秘……“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可不是闹着玩，你们得准备“五不怕”，敢豁出去的人前仆后继，遇罗克张志新不怕杀头，毛远新江青同样不怕杀头……那堆五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一半是赞歌，一半是杀伐，后来杀伐占了主流，到末了，连那一味唱赞歌的也沦为阶下囚。我当年虽还不谙世事，却已感觉那些赞歌的虚假，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班里那几个老受表扬的“小大人”班干部，那几个神气活现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去市少年宫载歌载舞欢迎外国友人的马屁精一直让我讨厌。赞歌让我拒斥是后来的事，但唱赞歌者必肉麻，必无自尊，这一偏见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根深蒂固。
作为一种逃避，读书的姿势专注，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与世界无涉，安静而安全——这可是危险的假象！那些惹来牢狱之灾的，不就是些书呆子吗，他们相信真理在书里，真相在书里，真实在书里，他们大错特错！那堆五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对我也许是一个提前的真相泄漏，即文艺的危险性，它潜伏在赞歌与杀伐的双重主旋律中——尽管，我有一次在这堆已散发出轻度霉味的期刊里，意外看到一篇无比美好的短文，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作者傅雷……文字如歌如诉，像梦幻一样，洋溢着冬日的暖意，我沉醉其中，芬芳的莫扎特童年，一个天籁音乐家（第一次读到“天籁”这个词，为此我专门查了新华词典，始知“籁”即“箫”也），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短暂的生命，傅雷笔下，对莫扎特的融融温情、感伤与发自内心的仰慕，我至今不得忘怀。彼时我虽读过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许多本巴尔扎克小说，却不知道傅雷1966年已自杀弃世，他生前与我住在同一个城市，走过了同样的季节。傅雷说：莫扎特是独步的——这句话触动了我，独步，从此被我记下了。
挖掘历史需要等待，等待记忆复活，尤其那些如尘埃一般微小的记忆，既缺乏情节和意外，也没有带来教训与创伤，它们轻轻从我们的大脑皮层掠过就像微风从树林里无声地穿过……有多少看似平淡的小瞬间，它本属于我们自己，但由于受意识形态之蛊惑，我们迷信世界大事，对个人小瞬间，我们不屑于谈论它，亦不执意记住它；相反，我们更愿意去记住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世界大事，在七十年代，我们私下谈论的政治还谈论得不够吗，传播小道消息，热衷谣言，我们以一种异样的、近乎变态的心理去关心政治，我们所思所想，无非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云亦云……其结果，我们依然被隔离在政治之外，除非我们因自己的单纯或鲁莽而不幸卷入其中，这时候，我们充其量作为一个陪葬品与牺牲品介入了政治而已。许多年过去，那些世界大事纷纷离我们远去，如烟的往事，究竟还剩多少值得我们用自己的心去回忆？作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那独特的、独步的、独一无二的个人小瞬间，它们存在过吗，它们曾经在哪里，此刻是否还在我心？
我在写到大姐同学邵夏芬时曾有犹豫（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她后来嫁给了一个画家），只好向大姐征求意见，我在电话里说了几件当年的小事，问她是否记得。大姐说：“《简爱》呀，记得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邵夏芬借给我格……迭个辰光，伊拉姐姐就讲阿拉两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天天见面，也不晓得哪里来介许多讲不完的闲话……”大姐有点儿兴奋，她的少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往昔不可追，唯余零零散散的回忆。“伊最近还问起侬呢，侬还记得伊拉姐姐忒姐夫有一天来看侬，为一篇侬写格文章，啥个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我全无印象了，我还以为我有非凡的记忆力呢。大姐早不读文学作品，也早不再沉溺于幻想，不过这次，她帮我想起了“小瞬间”，在大姐提示下，一件几乎彻底遗忘的小事，似乎慢慢清晰了，得以重新“建构”——1974年前后，借“儒法斗争”之东风，老树发芽，杨国荣任继愈冯友兰哲学思想史新见迭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史》比翼齐飞，全民性的政治生活里有点儿学术味儿了（这个背景我大姐当然搞不清楚）。据大姐说我当时写了篇文章，称“白马非马”不是辩证法，是诡辩论，还准备投寄给《文汇报》。这事情不知是引起家人的紧张呢还是怎么了，大姐把邵夏芬的姐姐邵漱芬及姐夫杨国强叫至家中，希望他们判断判断，并劝我不要去冒无谓的风险。大姐说，邵漱芬与杨国强分别是文革前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华东理工大学的物理系学生，文字和逻辑比我懂，应该对我有说服力……我相信大姐对此事的记忆，可我还是想不起来，苦思冥想也没用——我指的是那次见面，他们夫妇的样子，彼此说了什么，怎就一点印象都不剩了呢？不过回头想，这事情肯定发生过，我虽不爱古文，但对公孙龙子却一度有过兴趣（我二十岁前胡乱读过一点庄子、墨子、列子与公孙龙子，这以后再细说）《白马非马》被彼时的“哲学争鸣”解释为辩证法，其主要症结（撇开可能有我们所不知的政治因素）在于：中国古文里的“非”字，今日既可作“不是”解，亦可作“不同于”解。“白马非马”，解为“白马不同于马”，成立；若解为“白马不是马”，则不成立。至于我当时那篇妄图拿出去参加争鸣的文章（它至少证明，一有机会，读了几本书的我辈就蠢蠢欲动，这叫“阶级敌人自己跳出来”。）究竟怎么写的，可惜，一个字没留下来，证据灭失了……不管怎样，这次“历史性见面”的成果是明摆的：我听从了邵漱芬夫妇的意见，放弃了投稿。
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一直没能看出来，当时倒记得哪个正统批评家说的：托尔斯泰同情沙皇农奴制，《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即他本人的自我写照，一位所谓开明地主，反动的说教者，简直是个余孽。假如说因为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造就了他成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那么巴尔扎克就是法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么说来，列宁的看法就没啥了不起（文学批评又不是他的专业）。再说了，列宁指的是哪次俄国革命，也语焉不详，既不可能是二月革命，更不会是十月革命……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我的零碎知识全来自文学作品，杂乱纷呈，毫无次序。俄罗斯于我，即由一份长长的文学形象名单构成，至于一定要说到俄国革命，似乎更应该把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甚至屠格涅夫算进去。别林斯基的书我见到较晚（彼时的书友，基本为消遣而读书，不大有喜欢文学评论的），他的《文学的幻想》与《智慧的痛苦》以及那几篇“俄国文学一瞥”，我延迟到1976年之后才得以谋面。别、车、杜三巨头，我首次相遇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厚厚的《怎么办》（据说是在监狱中写就的），亦借自邵夏芬，我曾草草翻阅，依稀记得故事虽讲三角恋爱，仍枯燥得难以卒读，今日竭力搜索记忆角落，其印象已荡然无存……革命加爱情写得最最缠绵悱恻的，当属屠格涅夫（回忆屠格涅夫给我的七十年代匮乏生活所投射下的抚慰之光，他对我绵绵不尽的影响，我将另辟篇章）。
再次回到那个“渺小版哈姆雷特问题”吧——我的邻居，住在七号底楼的林晓东（夏天他家盛开的夹竹桃伸展到我家窗前，异香刺鼻）获知我有《安娜·卡列尼娜》，要借。我犹豫再三，拖延，最终还是答应了。林晓东，十二中学六六届初中生，热爱游泳与航模，1969年赴安徽黄山茶林场之前，多次带我到南京西路航模店买航模木料，连同胶水、铁丝、橡皮筋、竹片、小瓶油漆和一张简陋的图纸，回家后我一边看着他做飞机，一边翻阅他与他哥哥林晓白文革前订的《航空知识》……林晓东有一张街道图书馆借书卡（这应该是七十年代初了），他经常把他借来的书转借给我，其中两本至今还在眼前晃动：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与《海底两万里》……背着父亲，《安娜·卡列尼娜》借给他了，先借上册，一星期后又换下册。然而，下册没还，林晓东回黄山了。半年后，一本包得严严实实的书通过邮局寄至我家中，拆开，书皮上用圆珠笔写了五个字：联共（布）党史！
再翻里面——《安娜·卡列尼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