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底，艺术家李建彰给我打来电话说，计划采访几十位曾经或目前尚居于“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见证其发展历程的艺术家，撰写一部关于“索家村”始末的书。以期记录这个在中国艺术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当代艺术阵营或集聚地。时至今日，李兄说他的计划实施得还算顺利，采访部分已经结束，共采访了尚杨、隋建国、史金淞、武明中、李晖、崔宪基、尹朝阳、刘勃麟、沈敬东、刘骐鸣、陈文令、李刚、任思鸿、忻东旺、孙建平、徐晓燕、周吉荣、郑学武、高孝武、耿博等70名左右艺术家。下面是关于对我的采访稿。
“索家村现象”不是故事
——刘骐鸣访谈
李建彰：可以谈谈您对索家村的看法吗？
刘骐鸣：关于“索家村现象”是一个很值得认真去研究的对象。在一个剧烈的变革时代，“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出现与其所遭遇的事件，必然进入中国艺术史的书写范畴。简单的说，索家村国际艺术营这种集约化的工作室形式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它所遭遇的拆迁风波又是当代艺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命运。
在中国，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前沿艺术与艺术家群落，一直是处于在野的半地下状态。从其艺术与艺术家从生存策略看，艺术家群落从圆明园伊始到宋庄，体现着一种自发的农耕式的盲流化特征，其本质是被动的。而十多年后的今天，以798、索家村、318、酒厂等为代表的艺术群落，则体现出一种工业化的半盲流化特征来，这时的艺术家更多的体现出一种自觉的半主动性的选择。选择来源于机会的多元化，这种多元首先体现在建立工作室的地点上，比如你可以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深圳等地租赁工作室，在北京，你还可以选择在那个艺术区域，比如798、索家村、318、酒厂、宋庄、东营、草场地等等。而今天的艺术与艺术家的生存策略却是我国市场经济非自由发展三十年后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必然反馈。这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艺术家的自觉行为，但当代艺术的本质却决定了其必然要面对诸多的遭遇与问题。如2005年的索家村的拆迁事件，以及从2000年起逐渐形成艺术区域的798也是到了2006年3月才得以合法化。而至今日，北京的艺术区域除宋庄、798与一号地外，其他艺术区不仅仍然属于“非法”地位，而且均面临2010年6月前将被强制执行的拆除政策中。
李建彰：07年您做索家村的展览策划时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刘骐鸣：索家村虽然在2005年面对了一次法规性的强制拆除事件，但至今尚存。后面可能仅是面临朝阳区政府的2010年的整体性拆除计划了。那么，为什么索家村在历经05拆除事件后至今尤存呢？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在07年策划“重启——索家村艺术营”展览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问题。面对这种艺术生存境遇，在07年初，我就开始准备策划这个展览，以表达我对这种艺术生态的思考与理解。
李建彰：05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刘骐鸣：2005年6月索家村在面临政府强制拆除的过程中，已入住百余名国内外艺术家们通过国内外报纸、网络等媒体呼吁社会关注，试图通过所谓 “国际影响”来达到请求政府保留的目的。这种办法在798举办“2004大山子艺术区艺术展示活动”时同样运用过。索家村在强制拆除了一排工作室后就暂时停止了下来，直到06年我来到索家村，当时被拆除的那排工作室已经修复，似乎索家村不再有什么问题了，于是我就租赁了其中的一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但就在我签署租赁合同的当天，法院又来张贴了半个月内将强制执行拆除的通知。于是大家又开始到处去找可以做工作室的地方，尽管开发商总是宣称自己的工作室营地开发有10年或20年的租赁保证。但是大家逐渐明白一点，北京没有合法的工作室区域，所以，到哪里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工作室都是临时建筑，政府随时都可以种种理由将你一夜间夷为平地的。这样半个月后发现没有动静，于是我就继续留了下来。
索家村在并没有合法化的前提下至今尤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李建彰：那是否是因为艺术家们通过媒体达到了“国际影响”而得以留存呢？
刘骐鸣：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艺术家们使用“全世界”和 “国际影响”这样的词汇只是一种有政治策略的威胁，这种策略在1979年的“星星”美展事件中就被艺术家们有力地使用过。但是，我认为现在使用了同样的操作思路是改变不了事实的。在798的合法性上，不是他们的威胁性的词语导致了对立方立场的改变，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798已经构成的市场现实提醒了政府对这个特殊市场及其影响力的利用。“全世界”或者“国际影响”如果真的重要，也是在更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给予考虑，政府官员很清楚这样的政治立场。所以，索家村现象我们就自然可以理解一半了，但为什么没有象798那样合法化呢？我想这里有个操控的问题在里面，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李建彰：什么操控？
刘骐鸣：其实艺术家始终是属于弱势群体的，面对强大的体制其实很无奈。但艺术家又普遍是很单纯的，所以开发商可以“挟艺术家以令政府”，可是，开发商却不了解这些艺术家在政府眼里又是什么角色定位。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法令拆除违章建筑么？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按照法规需要拆除的违章建筑太多了，为什么偏偏盯着索家村国际艺术营呢？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当年驱赶圆明园艺术家的事件，就能正确理解索家村事件了。时隔十年，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方法策略变了。当年驱赶圆明园艺术家的方法是简单而粗暴的，直接面对面的。现在，只是学聪明了点罢了，他们以拆违章建筑为由，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索家村事件中，他们拆是拆违章建筑，不是驱赶艺术家，这些在表面上看都是完全成立的，现在的政府他不可能说要赶艺术家走。
当代艺术家所代表的人文价值观的核心毕竟还不是政府认可的，这才是重点。如果说政府的目的不是驱赶艺术家，仅仅是违章建筑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讨论呢？因为这毕竟是艺术家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空间和区域的需要呀，建筑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么？另则，不在此地，那也应该有彼地呀？那么彼地又在那里呢？至今，政府也没有给艺术家划分出一块地方出来说你们可以在这里群居建立工作室工作。
驱而未逐，法而不果，索家村至今俨在。正说明中国法院判决书执行上的弹性，而这个弹性由开发商、村区各级长官、法院院长们操控着，弹性尺度则随着该片工作室开发后产生的经济利润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平衡度中摇摆着。
李建彰：当时艺术家又是怎样一个状态呢？
刘骐鸣：艺术家本身不是现实主义者，是一个灵魂与精神上的游荡者，普遍缺乏安全感。05年与今天一样，中国艺术家都必须面对两个外围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商业时代所带来的精英思想的甄灭，一个是现实的荒蛮强权与网络的虚拟民主之间的空白地段。农牧时代已经结束，艺术家自己必须做出自己的决策。
李建彰：您来北京前在大学做主任时，是不是也需要做很多协调工作以及展览策划这些事？那些以前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很有帮助？
刘骐鸣：经历就是烙印。关于做主任这事，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的大学其实本质还是官场，既然是官场。主任上面还有院长，校长，主任只是一个做事的人，但是错事您负责有功不是您。因为是官场，而官场是不讲学术的，所以，学术仅是个表面的摆设而已。学校上下，从领导到教师，普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实的无奈与违心地谎言施教，每天是机器般的条例教学，刻板地教学评估，格式化地论文写作，绝不允许什么创造力。一切只要数据化、标准化！这些所谓的大学艺术教育正象一个婊子的牌坊。所以没有创造可言的。因此我既做不好领导，也做不了教师。
李建彰：您本身还是愿意当艺术家？
刘骐鸣：对。还是顺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李建彰：您的思维观，世界观的形成跟您搞艺术有关系吗？
刘骐鸣：我觉得相辅相成的。艺术家的内心都有一个魔鬼，如果您找合适的途径去释放的话是很痛苦的。同时，艺术家也是一个有态度的人，面对现实社会与青春理想的矛盾性，一方面您觉得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被迫无耐的必须这样去做，这样人会很分裂的。所以能够持续做艺术工作最好，这样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东西。这不仅是一种释放，而且在艺术里能够找到跟生活保持距离的一种心境和状态，能够让您以一种正常人的方式活下去而不至于疯掉。
李建彰：如果说您不做艺术您会做其他什么呢？
刘骐鸣：那可能就去做一个诗人。我觉得80年代是诗人的时代， 但89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通过中国政府强悍的武装洗礼，精神上的东西被放逐了。另一方面是商业化这个魔鬼开始强奸每一个人，它在给予人们物质繁荣的同时麻醉了人的神经，异化了人对事物的感觉能力。所以，做诗人的好处是可以通过一种低成本的私密性劳动，把自己隐藏起来，从而活得象一个“正常人”。
李建彰：您学艺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刘骐鸣：小学。但没正规学习，只是随意图画，因为家里对我很宽松，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到初中正式接触素描，色彩、水墨等。
李建彰：应试教育对艺术是不是一种扼杀？
刘骐鸣：如果说得极端一点，我认为它从来没有停止过扼杀，大学教育实质上已经逐渐轮为一个不成功的职业培训机构了。首先，艺术教育的入学考试就是一个劣胜优汰的开始，僵化的考试方法与手段就决定了我们必然以放弃优异学生为代价。学校总在寻找一种最省钱的简单、方便的招生考试方法，至于怎样获得更优秀的人才，怎样培养学生，好像不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是体制对决定了学校对人才的理解和要求，这些都是社会的问题了。
李建彰：您上大学的时候这种感触深吗？
刘骐鸣：我们读书的当时还好点。但我工作后，从98年大学开始扩招起，教育产业化等一些列政策措施才逐渐加深了这样的恶性繁衍。
李建彰：哦，那我们接着说“重启”这个展览的事？
刘骐鸣：我07年就年初开始思考做这个展览，并和其他艺术家交流自己的想法，同时找物管方（高又高公司）协商合作事宜。因为05年拆迁事件，当时就搬走了部分艺术家，后来因06年再次出现法院的强制拆迁告示，这样又有部分艺术家陆续搬出。当然，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外地艺术家不断涌入北京，北京以798为中心象蜘蛛网一样也开始有其他开发商修建工作室区，如酒厂、东营、黑桥等。而索家村也不断的有新来北京的艺术家入住。所以到07年初，索家村当时的艺术家和两年前的艺术家基本替换了60%以上，即使当时没有搬出的部分艺术家，有些也很少看到他们来工作室工作，工作室门长期锁上。这部分基本上都北京高校的教师，工作室变成了一个摆设。而真正埋头在工作室工作的艺术家，基本上都是新来的，这等于给索家村换了次血。
因为拆迁事件，所以索家村物管也开始低调处理问题，又由于入住的艺术家更多的是新来北京的，很少有在圈子做展览活动。因此，当时就连艺术圈内的很多人也都以为索家村已经被拆除了，消失了····
那么，北京既然没有一处是可以属于艺术家长期用来工作的地方，所以，在北京的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是一种“暂住”性质的，同时，外地来的艺术家在北京也必须办理“暂住证”。这样艺术家也就实实在在处于一种漂泊地游离状态了。而这种漂泊状态又很符合艺术家的心理状态。于是我就将这个展览的名称定为“暂住——索家村艺术营”展，“暂住”成为了这个时期的艺术与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最后是因为物管方不同意这个名字，他担心这个展览名字会影响他的生意，因为需要物管方为展览提供部分经费，所以最后才确定为后来展览用的名字——重启。重启，是我们对前沿艺术的一种理想，也是我们对当代艺术的一个态度。
4月初，我因为家中出了意外事故而回四川了半个月，所以当我回到北京时离展览确定时间只有十天了。因此，展览做得比较仓促，如果说没有发生家里面的事，这个展览会更充分，参加的人更广泛些。当时时间很紧迫，从展览的海报、宣传册的设计再到网络杂志宣传资料准备于发布等，都是我们用一周的时间在李放工作室熬通宵搞出来的。我把整理好资料发到了各大网站后，他们反应也很强烈，觉得“重启——索家村”这个提议很有意思，这样当时的几个重要艺术网站也为此做了“重启——索家村”展览专题，如美术同盟、雅昌艺术、艺术中国、东方视觉等。最后反响很大的。
李建彰：这是这些网站找您的，还是您找他们的？
刘骐鸣：是我找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做这事的价值与意义，得到他们的认可与赞同。
李建彰：这的确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辛苦您了！您可以谈谈金融危机的事吗，我发现因为金融危机很多艺术家都已经离开，或者正准备离开北京了？
刘骐鸣：不管金融危机怎么样，市场怎么样，艺术家都应该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和艺术。做艺术不一定非得在北京，如果到了做艺术已经不能维持生存的时候，我建议艺术家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寻找生活的策略和方法，坚持做艺术并不等于要天天画画。另外，关于金融危机，我博客上转了两篇“10分钟让您明白金融危机时怎么一回事”和“5分钟让您知道中国为什么需要扩大内需”的文章，将这些问题说得很清楚。危机根源其实是制度造成的，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结果。所以，我很主张一个艺术家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还原自己作为国家普通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与建设上来。公民是个政治概念，我的意思也是说，艺术家有义务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建设，因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决定着国家的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一切制度的前提与基础。
李建彰：说得好！有时间我去您博客学习学习。您来到现在这个318国际艺术园后觉得这比索家村好吗？各方面。
刘骐鸣：我觉得索家村更有人情味一点，大家相对来说更重感情一些，这可能与索家村的历史有关系吧，大家在一起有很多琐碎的生活话题。琐碎的生活话题更容易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这里的艺术家都各自忙着做事情，人与人之间很少走动。这可能与这里的艺术家普遍作品市场较好有关系吧。另一方面这里本身也不象索家村有一个历史，这里是07年8月份才入住一定数量艺术家的新艺术区， 318无事，所以在一块没有共同的事情去聊，不容易产生情感。所以感觉没有索家村那么温馨。但这里的房租却比索家村高出两倍了。
李建彰：那您是否希望艺术家的生活更象索家村那样比较好呢？
刘骐鸣：这可能与每个艺术家个体的境遇与状态有关吧，比如我在索家村的时候穷开心的时候多一点。在这里更忙一些，更自我一点，创作状态也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历史是人创造的嘛，如果明年朝阳区的工作室区都拆完了，只剩下318这里，那么318就会成为下一个“索家村现象”的。
（2009年7月20日 318国际艺术营刘骐鸣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