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燕迪

谈到中国的音乐评论，往往引发关于“圈内”与“圈外”的争论。这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在有关音乐翻译的争论中，也出现过这一话题。看来，两者间确乎存在某种隙缝。针对这条隙缝，是刻意加大，还是努力弥合？不言而喻，还是希望选择后者。
    
    国外的情况，两者间的隙缝似乎没有如此明显。例如，大名鼎鼎的萧伯纳当然是“懂行的、独立的、有主见的、有胆略的、有话语权的”“圈外”人（如Derud网友的理想描述），但《纽约时报》的著名音乐评论家勋伯格究竟算“圈内”还是“圈外”？一位曾在著名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担任首席音乐评论家的Andrew Porter作为研究威尔第的权威学者，也在学院派音乐学中非常活跃（《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1980版“威尔第”条目的撰稿人），但另一位关于现代音乐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曾在《纽约客》任评论家的Paul Griffith则根本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诸多现代作曲家条目均出自此人之手）。看来，关键在于，“圈内”懂得“圈外”，“圈外”理解“圈内”。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圈内”的文字功力和现时资讯偏差，而“圈外”的音乐功底和历史维度较弱。
    
    但笔者以为，目前中国报刊（特别是报纸）音乐评论所面临的问题，倒不是没有合格的音乐评论人（尽管确乎很少），而是没有正常的体制支撑。按照国外惯例，大型正规报纸一般都设有音乐评论专栏，定期聘请（聘期可长可短，但一般不会短于一年）固定的、职业的评论家（“圈外”“圈内”都可以，但关键要“职业”）来定期写作音乐评论（评论家拿了聘任工资后，职责是每周写二到三篇评论，没有另外的稿费），反映该城市的音乐生活情况，并引导一般市民的音乐趣味和音乐消费。这个体制，目前在中国尚不存在。
    
    但话又说回来，一座城市，首先必须具备足够丰富和丰满的音乐生活，才会出现上述这般对报纸音乐评论的需要。中国的各大城市，包括京沪，在平时是否已经具备相当数量和质量的音乐生活？似乎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