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人体艺术大展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又一件轰动社会的事情出现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全部都是裸体作品的专题画展，且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葛鹏仁等20多位青年教师策划、举办，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教授参展。
12月22日展览开幕，各界嘉宾如潮，中外记者云集。门外购票观众冒着凛冽的寒风排起长龙……大展犹如一股冲击波震动京城，辐射四方。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远远超越了美术界的关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曦林回忆说：“观众如潮，都是排队的，队伍一直排到东边的花园里。欣赏人体的这样一种造型艺术样式，在中国以前零零星星出现过，集中举办展出还是第一次。就在这次大修之前，人体艺术画大展的油漆画的箭头还在二楼的阶梯上没蹭掉。当时，很多的政府官员出于思想解放，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情。到最后还加了夜场。”据保守统计：18天中，约有22万人参观了展览。22万观众，也应算是美术展览史上的奇迹！
这是一次对中国百姓的艺术普及。艺术从“象牙塔”上走了下来。而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三分之一的人自觉自愿地掏钱进入这个陌生的“象牙塔”，这本身就是一种功绩。勿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产生一次心灵的碰撞。何况大展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身，还在经济、法律、伦理等领域给人留下思考。
中国首部有关裸体艺术的专著
人体模特儿与裸体艺术真正得以合法存在，那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改革开放，社会环境宽松了，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变化，也带来了裸体艺术的大发展。首先，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有美术专业的高校开始了建国以来首次公开招聘模特儿。出人意料之外，报名者踊跃。这是数十年前刘海粟他们创业伊始时无法想象的。仍以上海为例，1985年初，上海戏剧学院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时，不到半日，500份报名表已全部发完。报考者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占一半，年龄最小者为17岁，不少人还由丈夫陪着来。模特儿问题的解决，除了有利于基本功训练之外，自然也为创作尝试提供了基础。这时候，在一些美术展览，尤其是探索性展览中，也开始出现了裸体人物作品。虽然其中有的也因种种原因有过争论，但作为一种样式，裸体艺术已逐步进入社会。而且，有的还致力于表达时代的呼声。
1988年，是中国裸体艺术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就在这年年初，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裸体艺术的专著《裸体艺术论》问世了。在长期被视为“禁区” 的领域突然出了一部这样的著作，自然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日报等传媒和文艺研究、美术史论等专业学术刊物率先发表了有关专家的长篇评论。有关学者对专著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是具有“填补空白、开拓领域”的“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并先后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88年10本优秀畅销书奖和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连印三版累计20余万册，发行国内外。1991年又在台湾再版，创出版史上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之奇迹。
这股热潮除了《裸体艺术论》本身的艺术意义外，还有更深的社会意义。在国内，至少是一项学术大传播，难得国人如此广泛、如此热情地去关注艺术文化。而对国外传媒，他们则更看重这里所体现的中国改革开放、打破艺术禁区、走向艺术多元化的精神实质。继《裸体艺术论》之后，人体艺术研究不断深入。总之，就整个中国而言，1988年以后，裸体艺术————尤指美术的研究、创作、展览、出版等已步入正常，不会再与社会产生抵牾了。
《裸体艺术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
《裸体艺术论》作者陈醉
人体模特儿风波引发命案
一位年仅19岁的女模特陈素华被逼疯事件，因不堪亲友邻居的恶语中伤，被逼成疯子。一位女模特儿在大展期间与画家打起了官司，从而再次爆发了模特儿风波。
1986年8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陈素华因病回江苏乡下休养，正巧当时播放写刘海粟的电视片《沧海一粟》，内中有画模特儿的情节。村民见后，仿佛“明白”了当模特儿是怎么回事，于是天天有人跑到她家来看“西洋景”，甚至抱怨她不该“卖身”……最后，竟把这位年仅19岁的姑娘逼迫至精神失常。海粟老人闻讯后十分心痛，立即汇去一笔医药费，并委托学院予以关怀慰问。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富于现代文明的电视竟撩起了一部分受众不甚文明的言行，而且契机又是“刘海粟”！不过，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事件了。看来，意识领域的科学与封建的斗争也以此事件为象征而最终画上了句号。
但就在这个裸体艺术迎来晨光的时刻，又爆发了一场模特风波。在这次展览的过程中，一位模特在展厅画前被观众认出并遭恶语中伤，丈夫也因此与她闹离婚。另一位模特被公婆在电视新闻里认出来，引发了家庭纠纷。于是，两位人体模特强烈要求撤下作品，并要求学校给予经济赔偿并增加工资。后一个要求遭到拒绝。后来，在一家民办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下，两位人体模特状告美术学院侵犯肖像权。这场官司又打了十年，1998年才以调解方式并给原告一些经济补偿作为了结.
枪击作品事件导致美术馆停展和作者被捕
《对话》 装置艺术
肖鲁枪击作品“对话” 1989年2月5日上午11时10分
（照片是从温普林提供的原始录像上抓桢下来）
在中国美术馆历史上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989年2月5日－19日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由于发生枪击作品事件和“爆炸恫吓”事件导致中国美术馆被迫中途两次停展而名声大噪。而现代艺术展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第一次如此集中地集合在现代艺术的旗帜下，集体亮相。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左右，也即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不久，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肖鲁按照她与另一艺术家唐宋设计的方案，面对他们在1988年制作的装置作品《对话》，用一只左轮手枪发射了两枚子弹。《对话》（彩图158）是两个用铝合金制作的电话亭，里面分别有一男一女在打电话的等人大的照片。电话亭之间是一玻璃镜，第一枪击中玻璃镜，第二枪擦过铝合金柜边打中玻璃，两枪都没有给玻璃留下作者所想要的长条裂纹效果，仅仅留下两个并不太大的弹洞（图490、491）。两声枪响之后，肖鲁把枪交给唐宋，躲向一边，很快，唐宋被治安人员和便衣人员抓住带走，不久，一特种部队的19辆防暴车开进中国美术馆广场。在公安人员的要求下，铺在广场地上的印有展标的黑布被收起来，下午3点，展览负责人之一高铭潞宣布按有关部门通知休展。5点左右，肖鲁主动向警方投案。肖鲁和唐宋均因扰乱治安罪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因不清楚原因，提前3天释放。在此期间，两位艺术家向有关部门的人员解释了他们的意图：开枪仅仅是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后完成，以实现艺术的完美。解放之后，肖鲁和唐宋回到已复展的中国美术馆，将一些烟头揉碎撒向作品《对话》前面的地面上，然后离开美术馆。
一幅裸体壁画惊动邓小平
袁运生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1979年，袁运生为首都机场所做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的女性裸体形象引起全国轰动，画中运用的变形、象征手法暗示着艺术家表现自我的强烈冲动。当时“自我表现”仍被认为是将使艺术脱离人民的危险方式，但老画家吴冠中大声疾呼要重视绘画的“抽象美”和“形式美”，摆脱“内容决定形式”的羁绊。对创作自由的追求征服了艺术家的心，从再现到表现的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北京的一些业余画家自发举办了“星星”美展，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十几位自学艺术的成员使用“后印象派”之后的方法讽喻社会现实，作品虽然单纯，但其敏锐和无羁的表达却显示出情感的冲击力，无意中成为19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大胆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艺术界将机场壁画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政治层面。《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明的纱衣。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直到1990年，这堵假墙才被拆除。机场壁画与袁运生的曲折命运折射着转型期艺术的处境与观念的变革。
“现代的中国文化缺少整体性。文化史因此充满各种偶然。外来因素独领风骚，一次展览甚至一幅画便可影响一个时期的风潮。”袁运生说，“机场壁画本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但受到这幅壁画命运的影响，这场运动随之走入低谷。”机场壁画的探索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
油画《父亲》等“乡土写实”画派引人瞩目
罗中立
油画《父亲》
在重新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注重刻画农民及西部生活的“乡土写实”画派引人瞩目。1980 年，罗中立所描绘的父亲形象背离了此前一直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艺术教条，这个有着与领袖像等大尺寸的衰老、软弱的农民暗示出“父亲”所处时代的贫穷和苦难。《父亲》的表情得益于美国超级现实主义的手法，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染和震颤。
陈丹青
《西藏组画》
同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已不满足于用一种戏剧性的构图方法来表现文学性主题，他率先发现了日常生活场景潜藏的艺术性，被藏民的粗犷、阳刚之气所触动的画家除了展现出他们质朴、强悍的生命力，更凭借娴熟的油画技巧和对画面效果的追求显示出油画语言的独特魅力，此后全国各地的油画群体纷纷致力于向欧洲传统绘画学习其形式语言。
“伤痕美术”对文革大胆反思
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
连环画《枫》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两年里，美术家仍难摆脱粉饰现实的惯性，但 “伤痕美术”敢于暴露生活中的苦难引起了广泛共鸣。1979年，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与连环画《枫》描绘了红卫兵在武斗中相残而死的悲剧，画家体现出个人的批判性思考：艺术应当尊重历史的真实，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对爱与美的戕害发人深省。与这种人道主义有力的揭示不同，另一种朦胧的忧伤倾向成为当时“知青”画家的代表风格，王亥、王川描绘的感伤的少女形象，暗示出青春岁月的磨难，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则以纤细的笔触和意象的象征意味使绘画作品的抒情性得以凸显。
“星星美展”在中国艺术界投了一颗原子弹
1979年9月，北京，中国美术馆外，观众观看“星星美展”。
王克平在给刘迅讲解，旁边是李爽和曲磊磊。
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却起起伏伏地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这些怪东西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
这就是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展览上大胆的作品，让看惯了“文革”绘画的观众大吃一惊，用艺术评论家方振宁的话说，“像在中国艺术界投了一颗原子弹一样”。
“臭味相投”的青年发起展览.“那是一个批评的年代”，星星美展的策展人之一和后来798艺术区的最重要创办者黄锐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举行，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全国各地的上访者把大字报贴满了西单的民主墙。渐渐的，农村插队青年回京，在这儿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每期都会出油印的杂志，向大街上的青年发放。黄锐是当时最为知名的纯文学杂志《今天》的美编。那是“臭味相投”的年代，意见一致的“文青”们聚在一起举行各种活动，他们自由恋爱，讨论民主。这些“同类们”后来组成了文化史上的重要名单：北岛、芒克、食指、根子、多多、陈凯歌、李晓斌、罗群、艾未未、王志平、史铁生、查建英等。
黄锐说，看着当时诗人在诗会上大放光彩，觉得挺失落的，于是就产生也创办画展的想法。他和艺术家马德升从1978年底开始筹划“星星美展”，此后加入了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王克平等成员。5月，几个年轻人在东四十条76号召开展览大会，正式命名为“星星美展”。
展览地点选在美术馆外的公园，这是个冒险的决定。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一是因为官方不可能允许在任何一个场馆举办这样的展览，二是为了“挑衅主流艺术”。根据王克平后来的自传文章回忆，他们几乎和警察玩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干涉：“这是公园，不是展览馆，来了这么多人，乱哄哄的，你们看扔了一地冰棍纸”。公安局的人来了，艺术家们和警察据理力争，因为观众众多，警察也无可奈何。
可是，第三天，黄锐等人早上再去的时候，展览被撤，艺术品被没收。黄锐说，现在想来，这是可以预见的：当时正值国庆期间，文化部正准备宣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但突然，国外媒体出现在了中国美术馆馆侧的这个“目空一切”的展览。成员们开了好几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产生了“游行抗议”的决定，表决时，有些人放弃了，黄锐尽管反对，但作为负责人，还是参加了。于是，1979年10月1日，浩浩荡荡的队伍拿着“要艺术自由”的标示，沿着长安街走向市委大楼，要求归还艺术品。
当眼前突然出现了阻拦人员时，大部分人都退缩了，“散去的人们躲在街角，退后2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黄锐说，那个场景令他终生难忘，当时情绪如上了弩的弓一样紧张，“我已经做好了‘进局子’的准备。”但是，最后，政府同意归还艺术品，继续展览，这场“艺术之战”出乎意料的取得了胜利。